稿费制度是清末以后才有的，在此之前只有所谓“润笔”。“润笔”一词最早见于《隋书·郑译传》，在唐朝颇为风行，但仅限于墓志铭、神道碑、祭文之类。至于编著医书确乎是没有稿费的，有的书成也不标姓名，有时一书写成还无法付梓，如《本草纲目》，李时珍生前便未能刊行。而《妇科问答》、《产后十八论》、《毓麟验方》便不见作者姓名。不少杏林前辈著书，既不谋利，也不求名，那么，究竟为什么呢？翻阅一下古籍可以发现，其中因由不外几点：


       第一，为建立不朽事业。《左传·襄公廿四年》：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”医家以不计名利为立德；立起沉病为立功；著作方书为立言。


       第二，为治病救人尽仁慈之心。如魏晋时期的皇甫谧患风病，半身麻木19年，抱病著《甲乙经》，即抱此宗旨。


       第三，在战乱频仍、疫病流行、民不聊生的岁月里，张仲景“感往昔之沦丧，伤横夭之莫救”，才著《伤寒杂病论》，为的是使后学见病知源，以解民倒悬。


       第四，鉴于《内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等医著年代久远，文辞古奥，后学登堂不易，人室更难，因此，有的注疏，有的略
解，有的集解，阐灵兰之秘，接长沙之源，王冰著《黄帝内经素问注》即其例也。


       第五，为补偏救弊，满足临床需要而作。如雷丰观察到一岁中杂病少而时病多，古今医著专论时病者少，因此著《时病论》。又如吴又可在温疫流行的年代积累了治温疫病经验，认识到温疫有别于伤寒、温病，应立专门著作，故撰《温疫论》。


       第六，是从传世角度而著书立说。如明朝王肯堂说过，治病只能救活少数人，不如著书立说可传之天下万世。清初喻嘉言也说过：“吾执方以疗人，功在一时；吾著书以教人，功在万世。”都是明显的例子。


       第七，古今医著，虽汗牛充栋，但逢兵燹，罹播迁，增删者有之，传抄脱错者有之，鲁鱼亥豕，自所难免。因此，为使碔趺不致乱玉，鱼目不致混珠，医家便荟萃众说，参酌裁决，以求复其真。如李时珍在给皇帝的“遗表”中就说过，他著《本草纲目》实因前人“本草一书，关系颇重，谬误实多”，不能不加以订正。


       第八，在古代医难求、药难备的情况下，医家立足于为百姓提供医药而著书立说。如鲍相璈广收博采，费廿年心血，将“不费一钱而效如神”且“仓促立办，顷刻奏功”的单验方汇集成《验方新编》。章穆著《饮食辨》，推崇食疗，也是为民着想。


       第九，为授徒教学而作。如程钟龄撰《医学心悟》，陈修园晚年著教子之作《医医偶录》，皆其例也。


       第十，有的医家极重民间经验，为使“小道”大行于世而著书。如赵学敏《串雅内外编》把走方郎中“操技最神，奏效甚捷”的医疗经验尽收其中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他是填补了一项空白，确属做了大好事。


       上述十个方面，不敢说已详尽古人著书的初衷，但透过这些史料，说见其著书不为稻粱谋，殆无疑义！何况通过他们的辛勤著述，才使中医学丰富多彩，泽被后世，作为炎黄后裔的人们，预有荣焉。



受命于天，定位于地，立命于人。不枉人生！